1949年开国大典结束以后，周总理在北平安排了一场盛宴，专门宴请了一批原国民党将领赴宴。彼时，熊向晖已经从美国留学归来半年有余，人就在北平，周总理也给他发去了请柬。

宴会当天，熊向晖应邀参会，途中却出现了一点小意外，他因为对北平的路况不熟悉，耽误了参会时间。

熊向晖进入宴会场地时，其他参会人员均已入席，熊向晖进门后，立刻将参会人员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

熊向晖入席后，张治中看见老熟人后略显惊讶，问道：“这不是熊向晖老弟吗？你也起义了？”没等熊向晖作答，周总理笑着说道：“他不是起义，是归队。”

在座众人都是久经官场之人，闻言后立刻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。只是熊向晖是红色特工这件事，明显出乎了他们的意料，纷纷发出感慨。

张治中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和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，没想到在情报方面更不是对手。”刘裴也不禁发出感慨：“难怪胡宗南会打败仗！”

周总理显然对熊向晖更加认可，听闻众人的话语后，不忘说上一句：“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传到军长手里，就已经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。”

毛主席本人对熊向晖更是赞赏有加，认为熊向晖一个人，可以顶上几个师。在笔者的印象之中，能够获得如此评价的人，另一个是钱学森。可见，熊向晖的作用之大，已经到了能影响战局的程度。

1936年9月，基于胡宗南在淞沪抗战中的英勇表现，周总理看到了他倾向抗日的内心，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，劝他促蒋抗日。

在周总理眼中，胡宗南要比陈诚等人更为出色，是蒋介石手底下最出色的将领。最重要的是，胡宗南具有爱国之心，对抗日也很积极。所以，周总理多次与他联系，希望他能做民族英雄。

周总理看人极准，胡宗南确实如周总理所言，心系祖国，且倾向抗日。但同时他对蒋介石又极其忠诚，忠诚到可以放弃不遵从自己的内心。熊向晖曾经就此事评价过胡宗南，笔者以为极其准确：

“胡长期受蒋重用，有知遇之恩，基于自身利害，对蒋效忠服从。蒋抗日，他拥护；蒋反共，他追随。”

对于这一点，在熊向晖说出这番话以前，周总理其实就已经了解了。正因为周总理的对胡宗南的透彻了解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熊向晖的潜伏工作。对于熊向晖的潜伏，很多人评价是周总理的“闲棋冷子”，笔者却认为此举乃是周总理的远见卓识。

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，周总理得到消息，长沙要组织服务团到胡宗南部。周总理敏锐地意识到，应该派一名忠诚的秘密党员报名参加服务团。

因为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前车之鉴，周总理在这一次国共合作中更为谨慎小心，谁都无法预料，国民党会不会第二次背叛。如果能有一位秘密党员潜伏在胡宗南的身边，一旦国民党有风吹草动，就可以提前预警。

在这个时候，周总理其实就已经开展了隐蔽战线的工作。不过，周总理对人选有很高的三点要求：

其一，必须年轻有为，仪表不俗，且出身官宦之家；

其二，公开的政治面貌，不左不右，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；

其三，知识面广，记忆力强，头脑灵活，能随机应变，并读过马列主义及孙中山的书籍。

这三点要求其实很高，但不符合这三点要求的人又无法做到接近胡宗南。如果能力欠缺，身份背景不可靠，在国民党的体系内，很难得到重用。而且，在公开的政治面貌上，不能有过明显倒向共产党的经历，否则还是会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。

背景、能力达标的情况下，还要对共产党有忠诚度，这样的人选在当时其实不多。周总理当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在清华大学的蒋南翔，由他来挑选这个重要的人选。接到任务后，蒋南翔立刻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便是熊向晖，他的条件几乎完全符合了周总理的各项要求。

熊向晖出身官宦家庭，他出生时，父亲任职山东省掖县县长，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他本人也极具学习天赋，不仅理解能力强，记忆力更是惊人。1936年9月，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，是一个典型的学霸。

在校期间，熊向晖经杨学诚、蒋南翔介绍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。这也是在外界眼中，他唯一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经历。

熊向晖接受任务以后，通过一些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内容，对胡宗南进行了初步了解。熊向晖发现，胡宗南还真是一个怪人。他年过四十却尚未结婚，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，却又倾向于抗日。而且，他身上具有艰苦朴素的风格，这一点与大多数公民党将领都显得格格不入，这一切都引起了熊向晖对胡宗南的极大兴趣。

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，需要经过胡宗南逐一面试。面试开始之后，胡宗南手持名册，逐个点名问话。胡宗南确实有些怪习惯，他在点名时无论对方是男是女，他都会称之为“先生”，然后再随机问几个问题，常常令被提问者措手不及。

胡宗南怪，熊向晖也不是普通人，他在被提问之前，通过对胡宗南的观察，早就定好了应对策略。当胡宗南手持点名册，口中高喊“熊向晖”时，熊向晖故意没有起立答话，而是保持坐姿的同时，举起了右手，高喊：“我就是。”

这是熊向晖故意为之，他想用不寻常的举动，吸引“怪人”胡宗南的注意。胡宗南望着这个不遵守军规的年轻人，又多扫了一眼他的名字，随后问道：“熊先生，你贵庚？”

熊向晖答道：“三个月零四天后19岁。”

胡宗南接着又问：“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？”

熊向晖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参加革命！”

这样的回答让胡宗南一愣，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，熊向晖回答得滴水不漏，全都让胡宗南很满意。显然，熊向晖“出奇制胜”的计划得到了效果，胡宗南在问话完毕后，在熊向晖的名字下面连画了4个圆，在其他人的名字下方，最多的人也只有3个圆而已，更多的则是1个圆。

熊向晖对自己的计策是否成功并不知情，面试结束后，熊向晖返回到驻地用餐，用餐结束后，胡宗南的副官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，让熊向晖立刻跟他去见胡宗南。闻言，熊向晖知道自己成功引起了胡宗南的注意，跟着唐副官一起面见胡宗南。

这一次见面，胡宗南与他进行了个别谈话，这种特殊的待遇，在所有服务团成员中是唯一的一人，足以证明胡宗南对他的重视。

1938年5月，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深造，并对熊向晖承诺，未来要将他培养成材。

同年10月，胡宗南询问了熊向晖父母的情况后，得知他的父母在外逃难，他专程派人将熊向晖的父母接到西安，为他们找了固定的住所，并给他们生活费。胡宗南此举，表面是对熊向晖器重，有拉拢的意思，但同时又何尝没有以父母为人质的想法呢？

1939年，熊向晖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顺利毕业。在胡宗南的提拔下，熊向晖很快就被提拔为机要秘书。

熊向晖成为机要秘书后，立刻就有人向胡宗南告状，称熊向晖在清华读书期间，曾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而民先队的背后就是共产党。熊向晖处理突发事件，一向喜欢以攻为守，得知消息后，他立刻向胡宗南递交了辞呈，以此证明自己的忠心。

胡宗南对熊向晖极为重视，为了培养他耗时一年之久，此刻自然不愿意轻易放手。为了稳住熊向晖，胡宗南对熊向晖表示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让熊向晖安心工作，勿作他想。熊向晖并非真心请辞，最终选择留任。

但胡宗南为人一向多疑，想要完全取得他的信任并不容易。两人之间的关系拉近，与胡宗南一次“微服私访”脱不开关系。

胡宗南有一次外出，身边只带了两个人，其中就有熊向晖。由于是私自出行，当地官员并不知情，胡宗南一行人入夜后就在一个村塾中住宿。夜半时分，胡宗南醒来，发现熊向晖彻夜未眠，一直为他在外警戒，十分感动。

1943年夏天，毫无合作诚意的蒋介石再次酝酿一个阴谋，他计划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，命胡宗南部闪击延安。

当时的延安非常空虚，八路军所有的主力部队全部都奔赴抗日前线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血战。蒋介石置民族存亡于不顾，秘密调遣守卫黄河河防的主力军队作为闪击延安的主力。蒋介石此举极不光彩，对民族抗战更为不利，但胡宗南得令后，还是选择支持蒋介石，开始秘密布置此事。

如果蒋介石的“闪击计划”顺利实施，整个陕甘宁边区将会全部被国民党攻占，失去如此重要的革命根据地，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局势发展。

熊向晖得知此消息后，立刻将消息报告给党组织。由于此事在国民党内部极为机密，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，消息泄露后，国民党很可能会追查是谁泄密，届时，熊向晖将处于极其危险之地。但此事太过危急，他已经顾不上个人的安危。

延安方面得知情报后，依靠调兵防范蒋介石的闪击已经来不及，而且这样做势必会影响抗日的战局。最终，迫于无奈的情况下，选择公开揭露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，立刻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。

胡宗南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叫来熊向晖，问了他两个问题。

第一，“是谁泄密的？”

第二，“这仗还打不打？”

熊向晖闻言面不改色，对胡宗南道：“可能是有共党的间谍混进来，必须严查。”随后，熊向晖又建议胡宗南，立刻指派专人，对参战部队的知情人和西安的知情人全都进行秘密调查，包括他自己在内。

熊向晖对于“是谁泄密”的问题回答得全面且充分，但对于第二个问题，他没有回答。打与不打，最终的决定权在蒋介石，他多说无益。

胡宗南与他有工作上的默契，也没有继续追问。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，胡宗南最终选择向蒋介石发出请示电报，而蒋介石作出的回复是，“同意罢兵。”

胡宗南的两个问题，在熊向晖与蒋介石身上都得到了答案。按照熊向晖的想法，胡宗南安排了一次秘密调查，但他没有将熊向晖列在调查名单之中，在谈话的当天晚上，他就继续让熊向晖参加了军事会议。因此，闪击延安计划的泄密者，一直也没能查出来，最后只得不了了之。

在熊向晖女儿熊蕾的回忆中，熊向晖后来对他提起过泄密这件事情，当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认为，只要能够保住延安，即便牺牲自己，也值得了。

在此期间，周总理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，到延安见了胡宗南，胡宗南闻讯，准备了宴席为周总理接风。

胡宗南对周总理十分恭敬，因为曾经是周总理的学生，所以对他执弟子礼。但胡宗南的真实想法却并非如此，他希望借机灌醉周总理，从他的身上套取一些重要情报。在宴席之前，他将灌醉周总理的事情当成任务传达给同席用餐的人。

熊向晖得知此事后，与周总理见面时用英文通知了他，使胡宗南灌醉周总理的计划落空。宴席结束后，熊向晖陪同周总理回住处，周总理故意对熊向晖说了一番话：

“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，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，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，请熊秘书等一会，顺便带给胡副长官。”

熊向晖明白，这是周总理希望借机与他进行密谈。汽车抵达七贤庄后，熊向晖单独与周总理进入房间，关好房门后，两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由于时间紧迫，两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交谈，熊向晖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和对胡宗南的看法。周总理则对身处龙潭虎穴的熊向晖表示了关心，并嘱咐他：

“对党要忠诚，对敌要狡猾；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；抓大不抓小，注意战略动向，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。”

这番话透露着周总理对熊向晖安全的关心，将熊向晖搜集情报的方向固定，可以极大地降低他身份暴露的风险。密谈结束后，周总理不方便相送，熊向晖自行离开。临别的那句，“我不送你，胜利后再见”，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约定。

1946年，熊向晖在胡宗南的保荐下，获得了一次去美国留学的机会。熊向晖向组织请示后，得到了组织的批准。

熊向晖前往南京办理留学所需的各项手续后，计划于1947年3月前往美国。之所以将时间定在3月份，与熊向晖的婚期有关。1947年1月，熊向晖与谌筱华在南京结婚，3月份正好是这对新婚夫妻度完蜜月期的时间。

但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正在杭州与谌筱华一起度蜜月的熊向晖，突然接到了来自保密局的通知，去美国留学的事暂时搁置，他需要立刻去面见胡宗南。如此变化大大出乎了熊向晖的预料之外，他向保密局的人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蒋介石又预谋对延安发起进攻，胡宗南让他回去共同谋划此事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熊向晖不敢怠慢，立即结束了蜜月期，与妻子分开后，立刻赶赴南京面见胡宗南。熊向晖抵达南京后，胡宗南立刻将两份绝密文件交给他，命他根据这份文件绘制一份军事草图，再起草一份施政纲领。

胡宗南此举，正合熊向晖心意，他立即拿着两份机密文件返回自己的房间，将房门反锁后，开始翻阅。蒋介石在这两份文件中，将进攻延安的完整计划全部写了进去。蒋介石的野心很大，他打算一举吞掉陕甘宁边区，调动的总兵力高达15万余，战机94架。

熊向晖看罢，知道情况危急，必须立即将情报送出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熊向晖将两份文件快速抄写下来，又按照胡宗南的要求绘制了草图，并起草了施政纲领。完成工作后，熊向晖将原稿及军用地图和施政纲领送给胡宗南。

时间来到晚上，胡宗南有事外出，熊向晖趁机返回自己的房间，反复阅读手抄本内容，将所有内容全部背下来，随后将手抄本焚毁。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将手抄本燃烧后的灰烬用马桶冲走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胡宗南次日返回西安时，熊向晖同行返回西安。由于熊向晖将全部情报内容都记在脑海中，所以离开时并不担心任何方式的搜查。顺利返回西安后，熊向晖当晚与自己的秘密联络人取得联系，将情报内容一字不落的传达给延安方面。

延安方面虽然通过熊向晖获得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，但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很多最初的军事计划在执行期间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变更。胡宗南在洛川前线，召集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时，在会上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。

保密局提供了一套先进设备，可以通过探测无线电台的方位，来确定我军各个指挥部的位置，如果我军不能提前了解这个情况，各个指挥部很可能会遭到敌人的偷袭。

熊向晖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，打算将情报传递给延安方面。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，已经无法与联络人取得联系。情急之下，熊向晖冒着极大的风险，直接将情报白纸黑字的写了下来，装在信封里后，在外面另套一个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，直接交给胡宗南的机要通信员，让他每日往返洛川和西安时，将信交给战地服务团的朋友潘裕然。

在延安最危急的时候，熊向晖所采取的传递情报的方式就是如此简单。但这样的选择令他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，他此后多次利用这样的方式传递情报，只要有一次被敌人发现，结局将不堪设想。

由于熊向晖的情报传递及时，延安方面所作的决定永远要快于胡宗南一步。蒋介石与胡宗南密谋的这次进攻延安的计划，随着我党的及时撤出，最终扑了一个空。

1947年3月25日，胡宗南进入延安后，来到枣园毛主席住过的窑洞，发现在窑洞里的桌子抽屉里，有一张毛主席留给他的字条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：

“胡宗南到延安，势成骑虎。 进又不能进，退又退不得。 奈何！奈何！”

毛主席素来以高瞻远瞩著称，他对胡宗南当时的处境十分了解，这短短数十字，准确地概括出了胡宗南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熊向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，胡宗南看过毛主席留下的字条后，哈哈大笑。胡宗南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哈哈大笑，一种是得意时；另一种是被人说中了心病时。胡宗南当时进攻延安未建寸功，自然谈不上得意。显而易见，他哈哈大笑是因为毛主席说了他的心病，才引得他哈哈大笑，以掩饰尴尬。

事后，胡宗南还是让熊向晖去美国留学了。但在熊向晖留学期间，发生了一件差点改变熊向晖命运的大事。

根据沈醉的回忆录记载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，在整理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时，发现了胡宗南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里有中共党员的情况。

叶翔之知道此事影响很大，不敢擅自做主，询问了正在西安的沈醉，该如何处理此事？沈醉劝叶翔之，还是将此事上报毛人凤为好。叶翔之上报毛人凤后，毛人凤很快复电，让叶翔之将所有资料全部给胡宗南送去，让他自己定夺。

胡宗南得知此消息后，示意毛人凤，与自己有关的几个人不用叶翔之管，他自己对蒋介石上报此事时，也将与自己有关的几个人从列表中抹去了。他这么做自然不是出于善意，而是想保住自己的颜面。

熊向晖虽然在胡宗南身边潜伏十余年，利用职务获取了很多的重要情报，但许多胡宗南麾下的部将，却都不恨熊向晖。

比如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曾任胡宗南第一任机要秘书的程开椿从美国来到大陆，坚持要见熊向晖，两人相谈甚欢。程开椿返回美国后，每年都会给熊向晖写信。

1900年，张佛千刚抵达大陆，就提出要与熊向晖见面。他对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说，自己刚知道熊向晖是红色特工时，既惊讶又佩服，还有几分感谢。因为熊向晖这么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，如果他想要胡宗南的命，机会有很多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

熊蕾问张佛千，是否怨恨父亲？这个问题相信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，但张佛千的回答却让人出乎意料，他表示自己从未恨过熊向晖，两人只是立场不同罢了。

熊向晖归队后，跟随周总理的脚步，在外交领域继续为祖国做出贡献。可以这样说，熊向晖的一生，全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。谨以此文，向熊向晖致敬，向所有隐蔽战线的工作者致敬，向新中国的每一位革命先辈致敬！